每年的11月25日，是联合国确立的“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”。
今年以来，越来越多家暴事件闯入公众视野，前有诗人余秀华称被男友杨槠策抽上百个耳光，后有“拉姆案”的罪犯被执行死刑，“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”这块传统婚姻形态的基石，也早已摇摇欲坠。
然而，尽管对家暴“零容忍”已是大众共识，但一线工作者发现，当反家暴工作深入到每一扇家门背后，案件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幽暗曲折，都远超想象。
陈昌雨，一位云南的男孩，近一年来都在打一场“子告父”的持久战——年7月28日，他的母亲像拉姆一样被烧伤致死，而纵火的嫌疑人是他的父亲。
陈昌雨坚决把父亲告上法庭，但此举让他同时面临着亲属和既有观念的责难。
撰文丨花瓢白
视频丨菩提老祖
出品丨局外人
当家暴被认为是“家务事”
在陈昌雨的印象中，父亲陈继卫一直是个喜怒无常、脾气暴躁的人，琐事诸如吃饭时，他看到儿子握筷子的一根手指翘了起来，也会啪地突然过来一嘴巴子。
而对于母亲禹秀英，父亲更是随手抄起什么就打——有时候是啤酒瓶，有时候是水烟筒，东西打爆了、人见血了也不停手，陈昌雨只能屡次跑到邻居家求救。
但邻居的劝说通常无济于事，来去就那几句：“小孩都那么大了，有什么好吵的？”“尽量不要气着他，不要去惹他。”
至于陈昌雨的爷爷奶奶，一位是盲人，一位是聋哑人，对自己的儿子从来都无力管教。
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年，陈昌雨亲眼看见父亲持刀对着母亲。他跑上前阻拦，结果父亲像着了魔似的开始砍自己的手臂，还拿热水壶砸向陈昌雨。母亲扑上前用身体挡住儿子，又挨了一顿拳脚。
这是陈昌雨第一次尝试报警，然而他收到的答复是：这是你们的家务事，管不了。
母亲一听，觉得算了，让陈昌雨回去跟父亲道歉。“没人帮我们出头，只能我们低头了。”
可是，一次次的委曲求全并没有换来生活的安宁。年3月14日，家里再一次爆发的争吵导致了极端恶性事件：据禹秀英指控，丈夫往她身上和屋子泼洒了汽油，火苗先从她脸上烧了起来。
陈昌雨回忆事件发生过程。图/局外人视频
满屋的火海让两人都受了伤，但禹秀英烧得尤为严重，医院诊断报告，她全身的烧伤面积约55%，多处二度烧伤，同时有急性左心衰竭等并发症。
陈昌雨的小姨是第一个见到禹秀英伤势的人。一开始，禹秀英谎称是在给摩托车加油时，不慎因烟头引发了火灾，但小姨觉得事有蹊跷，悄悄追问一番后，才给陈昌雨紧急打了电话。
当时的陈昌雨远在广东打工，赶医院后，看见母亲浑身被烧得黑黢黢的，遍体鳞伤。他当即选择报警，并帮母亲录下了指认视频。
次日，警察赶来，陈继卫在执法摄像仪面前承认是他点的火，并称是因为“不想活了”。
陈继卫伤情较轻，很快就出了院。但禹秀英的伤口却一直没有愈合，住院一个半月后，因无力继续支付医药费，小姨只能把她接回家照料。
那段时间，是小姨一回想就会掉泪的日子，因为姐姐被烧得太严重了，身上一直很痛，要咬着手帕才能上药。她甚至没法盖被子，小姨只能把被子支起来。
医生曾建议给禹秀英植皮，但费用要上百万元，对于一家人来说是天文数字。
年7月28日，禹秀英伤重不治，离世时年仅41岁，其死亡医学证明书上显示：死因是烧伤并感染、出血休克。
禹秀英的死亡证明书。图/受访者提供
来自亲属的责难
拿到母亲的尸检报告后，陈昌雨坚决起诉父亲，并决定在等到公道来临之前，不让母亲下葬。
此举让陈昌雨深陷人伦情理的诘问。父亲一方的亲戚，纷纷指责他不孝顺——“现在你母亲已经没在了，你只剩一个父亲了，你还要去报警？”
就连说不出话的奶奶也激动地“吼”了陈昌雨，用肢体语言埋怨他不该把自己的父亲告上法庭。
更多村民劝陈昌雨息事宁人。“回来好好商量，跟陈继卫谈谈你母亲的后事要怎么办，后续你们要怎样过日子，怎样挽回父子情分。”
但陈昌雨决心不回头。目睹母亲大半辈子的苦难后，他完全相信她对父亲的指控，坚决不谅解，希望判父亲死刑。
一直到母亲遗体火化仪式结束，陈家人都无一到场。陈昌雨也渐渐很少回父亲家，记者曾尝试陪同他回到案发现场，但刚走到岔路口，陈昌雨突然就迈不开腿了。“我一到那里就很恐惧，觉得不舒服。”
重返案发现场的昌雨。图/局外人视频
李莹是陈昌雨的援助律师，从事反家暴公益援助已经20年。她发现，很多受害者都会受到亲友的责备，“亲友会认为‘法不入家门’，好像杀别人是犯罪，杀亲人就不是犯罪，或者说罪更轻。这是一种双标，好像家庭内部是不受法律控制的，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”。
因此，她很支持陈昌雨“子告父”，觉得他的案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意义，让人们意识到家不是犯罪的保护壳。
家暴受害者，通常还会被旧观念绑架。小姨回忆，姐姐禹秀英生前也不是没起过离婚的念头，但在现实中寸步难行。“在农村，离婚是一件很丑的事。还有陈昌雨这边（的问题），一个女人离了，带着一个小孩去哪里？”
而且，禹秀英也担心陈继卫会报复自己的双亲。多重顾虑下，她只能一直拖着这个苟延残喘的婚姻。
昌雨和妈妈在老家的旧照。图/受访者提供
但小姨知道姐姐过得不好。往常被打之后，禹秀英就会被陈继卫拖着去村里的诊所打吊瓶，去的次数多了，连医生都看不下去，责骂陈继卫：“你为什么要打她？你要打就别拖来了，医院有什么意义？”
有时候，在外打工的陈昌雨会突然收到妈妈的信息，请求他转50块钱红包。“作为一个家庭妇女，身上连50块钱都没有，感觉挺卑微的。”陈昌雨说。
如今，那个充满灰色童年回忆的老屋早已一片狼藉，沙发和衣柜门都被大火熏黑了，院子里杂草丛生。
而屋子外墙，早已被围起了一大块黑纱。路人无法接近，更难以窥探内里发生的一切秘密与龃龉。
回不去的家。图/局外人视频
一场“子告父”的持久战
在母亲去世近一年后，陈昌雨收到法院传票，得知陈继卫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终于要在云南曲靖开庭。
开庭前3日，陈昌雨先回了一趟外婆家。外公外婆住在一个偏僻的山头，山上没有信号，遇上雨天就泥泞难行，浓雾萦绕。
陈昌雨记得，自己小时候常常和母亲一起从山脚往上爬，一走就是两个小时。山里温差大，有时候山脚下还是夏天，深山里的外婆家已经烤起了火。
外公外婆住在这座山上。图/局外人视频
女儿禹秀英的遭遇，一夜之间击垮了山上这对年迈的老人。
外婆陈桂珍无法接受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，一直处于悲痛中，听力衰退，也吃不下饭。“我女儿要是生个病（走了），我还想得通，现在被陈继卫一把火烧了，我想不通。”
在陈桂珍记忆中，这个二女儿一直乖巧孝顺，只要到山上来，就一定会主动做饭，不让自己累着。
但这个女儿有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。多年前，禹秀英与陈继卫相识于一次赶集，之后陈继卫就一直纠缠，还把禹秀英原本订好的亲事搅黄了，悔亲的钱也没填上。
外婆跟我们回忆二女儿往事。图/局外人视频
娘家人也不是没警觉。从一开始，陈桂珍就不同意女儿这桩婚事，觉得陈继卫是地痞流氓。果不其然，这个女婿在婚后两次入狱，先在年因抢劫罪获刑十年，随后又在年因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获刑三年。
陈继卫第一次坐牢时，陈昌雨才出生两个月。禹秀英独自带娃，但从来没说过不想在那个家待了。她独自下地种菜，把陈昌雨一点点拉扯大。
一开始，母子俩只能寄宿在奶奶家的一个小隔间，后来东借西凑，才建起了几间平房。好不容易等到丈夫出狱，禹秀英却开始因为突如其来的暴力屡次躲回娘家。
外公外婆的家。图/局外人视频
陈桂珍最后一次见到健康的女儿，是在年农历新年。那时候禹秀英刚好在娘家，陈继卫带着五六个人上山来吃饭，喝了酒之后又哭又闹，跪在禹父面前，希望劝禹秀英跟他回家过日子。
陈桂珍记得，当时女儿在房间里跺着脚说：“妈妈，我真的不想回那个家。”但在众亲的劝说之下，禹秀英还是在年后回到了陈继卫身边。
自那天起，陈桂珍每日忧心忡忡。一直到年3月14日，陈桂珍发现女儿再也没接过她的视频电话，左右打听，才知道悲剧已经发生了。
陈昌雨为出庭做的准备。图/局外人视频
收到法院传票后，外公外婆决定跟外孙一起以原告出庭，但陈昌雨很担心老人家会扛不住。外公正在住院，准备动手术，但为了给女儿伸冤，硬是把针水停了。
陈桂珍也同样担心陈昌雨这个外孙。自女儿去世后，她心疼外孙无家可归，这个山头上的家是他唯一的去处。她总是鼓励陈昌雨说，一定要挺过去，把自己照顾好，该吃饭就吃，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“打仗”。
如今，陈昌雨会随身带着一张年跟母亲坐高铁回家过年的照片。在镜头里，母亲穿着淡蓝色的花边毛衣，眼神明亮，化着淡妆的笑靥还没开始衰老。
只是当时的陈昌雨没预料到，这竟是母亲与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合照。
昌雨随身带的照片。图/局外人视频
反家暴的N种难题
年7月21日，案件在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。在法庭上，陈继卫拒不认罪，并反称是对方泼的汽油，随后法庭宣布休庭，没有当庭宣判。
此后，陈昌雨便进入漫长的等待期。
昌雨在休庭后发布的动态。图/局外人视频
援助律师李莹跟完了庭审全程。她深知这种案件从报警到定罪挑战重重，陈继卫一案绝非个例。在参与反家暴工作的20年间，她接手了近起家暴案件，每一例都有其内在的复杂性。
她还记得接手的第一个案子，是一位妻子被丈夫打断了胳膊。施暴者在当地有一些势力，这个妻子就只能像“秋菊打官司”一样，一直为自己的权利奔走，耗到胳膊上的绷带都变了颜色。
但让李莹记忆深刻的是，这位妻子虽然看起来疲惫又憔悴，但眼睛里那种坚定的目光让人震撼。那时候，针对家暴还没有专门法，想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异常艰难，李莹几经周折，才帮这位妻子赢了官司。
李莹律师。图/局外人视频
这个难题在年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共同发布的《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出台后，有了极大的改观。
当时，李莹正在跟进一个“以暴制暴”的典型案件：一位丈夫常年在外吃喝嫖赌，回到家就家暴妻子，有一次还拿着刀追出门，妻子不得已跳进湖边的芦苇荡躲了一夜，才侥幸捡回一命。
后来，丈夫在外有了第三者，妻子觉得自己“像抹布一样被抛弃”。忍无可忍之下，妻子用铁棍和菜刀杀害了丈夫，之后主动投案自首。
通过走访调研，李莹发现这位妻子此前从未因家暴报警，住在他们员工宿舍附近的人虽然听过她半夜惨叫，但也只是觉得“影响大家的休息”。他们单位负责人在法庭上作证时也称，当事人有说过被丈夫打，但大家只是“宽慰她一下”。
在集体的漠视之下，妻子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暴力反抗。李莹意识到，这位当事人符合《意见》中“长期遭受家暴”的情形，也符合情节较轻条件，于是在辩护中引用了相关规定。
法院最终采取了李莹的意见，让这位妻子获得了轻判：有期徒刑5年。这个案子，成为了适用《意见》的首案。
不久后，李莹也见证了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在中国出台的整个历程。一方面，她深深感受到公权力的有效介入有多重要，但在另一方面，虽然家暴有了法律上的认定，但反家暴工作在具体的执行层面上仍有重重难点。
“家暴案件中最难的就是证据。”李莹说。家暴通常具有隐蔽性，鲜有目击者，当事人很难有效取证。而且，部分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施暴者，懂得如何规避证据，这造成了家暴的认定更困难。
李莹与陈昌雨家人讨论案件难题。图/局外人视频
再者，反家暴工作在执法上也比较乏力，一些基层警察甚至没听过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家庭暴力告诫书。
最大的难题还是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的陈旧观念。这导致一些部门在具体执行中会以调解为主，因为“担心夫妻矛盾会被激化”。
但事实上，李莹在总结众多案件后发现，一般在公安机关处理后，施暴人基本就不敢再施暴，权威的约束力相当有效。“暴力是不能调解的。不能把所谓的家庭稳定凌驾在人身安全之上，这就是本末倒置了。”
被忽视的和未抵达的
如今，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已经走过6年，还有许多未尽之处需要